1860年，当选总统刚不久的林肯就遇到一场历史性的国家分裂危机。林肯果敢地决定：动用武力捍卫国家的统一和完整。林肯天生热爱和平，然而，他不得不把自己的国民们“引入一场伟大的战争”……雅法继《分裂之家危机》（中译本见华东师大版2007）后积四十年之功完成的这本《自由的新生》，即围绕林肯发动这场内战的政治决断为研究主题：作者用了说明性的副题“林肯与内战的来临”还不够，在扉页又特别醒目地用了一句近乎战争动员令的话：“于是，战争来了”。
假若我们在今天面临林肯的处境，一定会听到各种凭据自由、民主、平等一类道义理据反对内战的呼声，甚至要求诉诸全民公决……似乎林肯没有面对过这样的呼声和诉求。雅法这部洋洋五十万字大著的迷人之处首先在于，它让我们面对这样的问题：林肯为什么以及如何凭据自由、民主、平等的道义理据发动克制分裂国家的内战，为什么全民公决（或“大YX”之类）并不能对政治上的大是大非做出正确表决。
林肯采用武力捍卫国家的统一和完整，在当时和后来都不是没有争议，雅法为林肯发动内战辩护，并非仅仅是在为捍卫国家统一和完整的内战辩护。林肯做出动武的政治决断时，随即在国内引发激烈政治争纷——换言之，内战开打之前，就已经爆发一场政治思想的内战，由于这场思想内战涉及1860年选举中出现的奴隶制与自由之间的决战性冲突，其历史意义就不是随后的那场实际的美国内战涵盖得了的。雅法的研究没有如一般的史学著作那样就事论事，而是将两场内战勾连起来，由此深入审视美国国父们的政治学识和道德修养。深入到何种程度？深入到西方文明的两大传统：圣经传统和苏格拉底政治哲学传统——雅法断定，林肯通过莎士比亚接续了苏格拉底政治哲学传统，从而，雅法得以从杰斐逊和卡尔霍恩经莎士比亚和但丁上溯至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在丰富而广阔的政治哲学史背景上来辨析林肯发动内战这一重大历史事件——史书写到这种地步，让人叹为观止！
雅法这部大著问世后，好评如潮，但也有业内人士指出，此书其实不容易读懂（参见《经典与解释9：美德可教吗》[北京华夏版2006]中的评论文章）——坦率说，我也没读懂，下面不妨综述若干评说，供读者阅读时参考。
时光已经逝去近一个半世纪，林肯的政治智慧对后来者的政治意义仍然蔽而未明，即便在西方学界，政治上的智愚之分不仅没有长进，反而更加模糊不清——举例来说，在被强行拖入现代化进程的初期，强权列国一再夹击、切割贫弱的中国，即便在中国人印象中一向颇善的美国也如此：太平洋战事爆发之前，为了避免与日交战、让东亚永无宁日，美国与日本签署秘密协议，认可日本永久占据东三省；在雅尔塔会议上，为了换取俄国出兵东亚以减轻美国对付日本时所承受的压力，美国认可俄国对中国北方领地的切割；战后，日本明明是战败国，美国竟然将中国的岛屿交日本托管，使得中国人觉得再次遭受1919年在巴黎的遭遇——两年前，海外出版了一部从“欧洲学者的眼光”分析两岸关系的专著（Jean-Pierre Caestan / Benoit Vermander，《两岸关系：利氏研究报告》，巴黎2006），中国的国家统一问题本来是中国受欺凌的历史遗留下来的，让人惊讶的是，在这两位欧洲学者笔下，这一问题的解决迄今仍受美日夹击制肘似乎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不言而喻到无需讨论的地步，让人觉得，十九世纪以来强权国家夹击中国的状况并没有根本改变——本来，中国是否用武力解决自家内的分裂图谋根本没有欧洲人参言的份，他们却提交了《利氏研究报告》……有人说学术无疆界，好吧，这份《利氏研究报告》的学术性如何？不先研究一下雅法提交的这份研究林肯发动内战的报告，就免谈什么学术性。
林肯当选总统时接手的是一个襁褓中的新国家——尼克松访华时，我正在读高中，记得当时传达过一句毛主席的“最高指示”：美国是有希望的国家——那个时候，我们每天都在学习的是：“敌人一天天烂下去，我们一天天好起来”，现在毛主席说美国“有希望……”什么意思？当时不懂、现在也不懂……如今有业内人士说，读读雅法这本书就会明白，因为他说：
从古代城邦终结一直到美国革命，对政治义务的典型理解就是把它视为权威自上而下的运动——从上帝到皇帝或国王，再从皇帝或国王到他的封臣，再到他们的臣民……在《独立宣言》中，这种序列被颠倒过来了：所有合法权威都派生于对权利的行使，这些权利乃是造物主平等赋予每一个人的灵魂的。一个人没有任何固有义务服从任何自己未曾同意的权威。
了不起的壮举！平等作为一项基本政治原则，苏格拉底之前的古希腊自然哲人就已经提出来了（参见Antiphon，fr.44），可惜一直没能实现，直到新大陆上的革命……据业内人士说，毛泽东心里可能清楚美国革命的历史意义，因为他说，自己一生的要绩是领导了两次革命：第一次革命完成了辛亥革命没有进行到底的事业，使得中国从古代帝制到现代共和的转型最终得以完成；第二次革命则是赶超美国——不仅要在钢铁工业上赶超，还要在革命的“平等”观念上赶超……是不是这样呢，听见这类说法我当然不敢贸然肯定——倘若如此，林肯当年的处境就非常值得回味，因为，要是像雅法所说的那样，林肯不认为平等的革命意味着让自由人受奴役以便让奴隶获得平等，那他怎样实现或实现什么样的“平等”观念呢？
换言之，怎样评价林肯这位历史人物或者说理解他的意图呢？据美国学界的知情人士说，雅法这部大著有这样一个高远抱负：探究和把握能用来衡量林肯之所以堪称伟大的真正尺度。就此而言，以美国革命的宪政原则为背景，通过从政治哲学角度分析林肯发动内战的政治决断，雅法打了一场历史意义更为深远的思想性的世界战争，因为，这场战争争夺的战略高地乃是人类政治生活基本原则的立足之地，从而涉及到各个置身于不同文明传统的国家——通过剖析林肯的演说辞和论辩辞来展开论析，本书形式上就像是在着眼承接以史为鉴的西方古典史书笔法（希罗多德、修昔底德、色诺芬、塔西佗），细腻的史学触觉与审辩的哲学意识水乳交融——在雅法笔下，由于有了林肯，美国这个“有希望的”新国家便成了承接和挽救西方文明的土地。
倘若如此，我们就难免一问：雅法怎么可以做到这一点？
雅法没有讳言，自己是施特劳斯教授教出来的——施特劳斯教的什么？不外乎西方古典政治哲学的历代大书及其与现代政治问题的关系：《自然权利与历史》一书以评说《独立宣言》中的一段话起兴，绝非偶然，正是在这本书里，我们不难发现雅法审视林肯时所依托的学识。中国年逾千祀，从政治制度上讲一向稳如泰山，百年来却几度摇摇欲坠，根本难题在于：如何建立一个有希望的“新”中国。因此不难理解，为何在并不很长的历史时段中，中国学人遇到了不多但也着实不算少的风流人物需要做出道德－政治哲学的评价。并不奇怪的是，无论“阴谋术”的“低”论（未闻“圣人审其势而应之以权”），还是新左派的“高”论（未闻“万世之间其政之不变”），都不能令人信服，因为，要找到衡量风流人物的政治哲学尺度实在太难——毕竟，我们面临的是“被颠倒过来了”的政治正当性，毕竟，哲人心志天生高远，万一哲人也成了意志坚定的实践政治家，其意图就更高远得让人无从把握。只不过，站得很低的我们仍然会想：难道重温公羊－谷梁法理真的已经不足以权变，非得像雅法那样先读破西方古典政治哲学的历代大书，才能把握用来衡量新中国国父们的政治哲学尺度？
以上不过综合别家评论的说法，是否如此，不便断言，还得读者用自家眼光去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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